陈慎言和陈省几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幸能够活下来。位于3号机后舱的法克特（Leland D.Faktor）没有跳伞成功，发现飞机遗骸的遂昌县柘德乡北洋村村民把他的遗体运到村里停在板上，搭起棚子守护了两天两夜，后转送至衢州汪村第十三航空总站临时指挥部。在一个月后的5月19日，衢州第十三航空总站站长陈又超少校和200位航空总站人员，代表中国空军以军礼安葬了法克特，汪村小学的学生也参加了葬礼。他的墓地坐西朝东，没有坟丘，墓穴一前一后立着两块青石碑，高的那块约120厘米高、80厘米宽，石碑上沿为半圆形，上部刻着美国航空队的飞翼标志。法克特的遗骨于1947年迁回美国，当时新闻报道“最后一位杜立特队员回家了”，并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墓前的两块青石碑留了下来，1980年代年还有当地人见到过，青石碑的石料被用来铺路。后来改造修路，青石碑又被挪作何用，就无人知晓了。

……

杜立特中队80名突袭者，3人在跳伞时牺牲，5人在苏联降落，8人被侵华日军俘虏，64人被中国百姓救起。

四个机组在衢州第十三航空总站防空洞前合影

宋美龄在重庆为杜立特、希尔格（John A.Hilger）等人授勋

震惊世界的杜立特突袭行动，至此告一段落。

寻找“杜立特”

郑伟勇是衢州江山人，他第一次知道“杜立特行动”是在1980年代当地的一份文史资料上，那时他还是一名学生。“当时是当故事书看的，后来又看到亲历者写的回忆录，也在档案馆里看了民国档案、翻旧报纸，慢慢地整个事情完整清晰起来。”

1994年，郑伟勇参加工作，同时也正式开启了他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之路。了解得越是深入，就有越多细节模糊不清。他想了解每架飞机、每个队员的降落位置；想知道是哪些村民救助了美国飞行员；想弄清楚这些飞行员是怎么被转移的。

2008年，郑伟勇开始实地探访，寻找“杜立特”。他先根据已有的文字资料划出可能的地点，再到现场实证调查，收集当地老人的口述历史。首个目标是到淳安寻找10号机，“飞机坠落的地点和五名飞行员跳伞的点全都找到了，还在村民家花50块钱买到了一块飞机残骸。这块铝质蒙皮被做成了火熜钵，装在竹编壳子里，冬天作为烤火的容器。”

虽然开了个好头，但像这么顺利的实地探访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一次次无功而返。最令郑伟勇难受的是寻找5号机的过程，“机组五个人，四个人的降落地点在档案上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实地考察也都得到了映证，但其中的副驾驶员的降落地点就是找不到。他明明就是降落在我们江山附近的，很恼火，就是找不到。差一个就不完美了嘛！”

为了找到这名飞行员，郑伟勇从江山一路走下去，一个村一个村地找，仔细爬梳档案里的蛛丝马迹，前后用了四年的时间，探索了方圆700公里的区域，终于在江山县大桥镇苏源村找到了5号机副驾驶员魏尔德（Rodney R.Wilder）的降落地点。

“找到苏源村的时候，我问村里人有没有飞行员掉下来。村里一个老人说有，是美国人轰炸东京的飞行员。我一听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接着问怎么把飞行员送走的，老人说送到下镇火车站了。这跟戴维·琼斯（David M.Jones，同乘5号机）的日记完全对应起来了！”

江山县营救友机降落飞行员出力人员事实清册

在实地探访的过程中，方言是一大考验。衢州周边的方言郑伟勇也不一定都能听懂，而到了安徽、江西、福建等地，只能找当地年轻人帮忙翻译。此外，最大的问题来自他“民间研究者”的身份。当时参加营救的很多都是地方上的保长、镇长，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冲击了，于是很少愿意说起从前。郑伟勇来到村子里，“人家就问你是哪里来的？你有证明吗？如果有问题，先让村干部找我，我再跟你说。”面对种种质疑，他不得不说些善意的谎言。“我只能说我是记者，如果我说我是业余爱好者来调查，村民就很难对我这个外乡人畅所欲言。但是我坚信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去研究、去铭记。我这么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坚持不能做伤害他们的事。”

就这样，郑伟勇花了十年时间，从档案到实地，寻访浙闽赣皖四省几百个村庄，一点一点确认了降落中国15架飞机的坠落地点以及68名飞行员的准确降落位置。“有七个飞行员的降落点确实找不到了，时间毕竟久远，当事人大多作古。人降落以后是要移动的，他们的降落伞被拿走之后，就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我最后只能确定这七个降落点的大致区域，具体地点实在是找不到了。”

他觉得“多跑点路、花点钱，自己吃得差点、住得差点都无所谓”，能收集记录这些将要湮灭的历史细节都是值得的。“这么一个影响了整个二战发展进程的历史事件，中国老百姓是做出很大贡献的，也付出了很多的牺牲，这些老百姓的名字我觉得都应该被记住。”

通过“杜立特东京突袭者协会”，郑伟勇还得到了部分杜立特中队队员的日记，有厚厚几大本。虽然英文不好，他仍然一边查字典一边试着翻译。这些日记让郑伟勇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如，抗战期间生活艰苦，在招待美国飞行员的同时，负责接待的政府官员把藏起来的酒都拿出来喝了，自己也顺便改善了一下生活。再如，有中国官员问，晚上要不要找妇女陪你睡觉？飞行员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

罗斯福为杜立特授勋

回国的杜立特和突袭者们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Doolittle Tokyo Raid”（杜立特东京突袭）成为一个专用名词。这些英雄一直对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念念不忘。

1943年，7号机机长泰德·劳森根据自身经历写成《东京上空三十秒》并出版发行，扉页上写着：献给所有帮助过杜立特中队的中国人。米高梅公司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44年8月上映，该片获第17届奥斯卡最佳特效奖。

1999年毛继富与美国杜立特行动研究者共同拿着一大片3号机碎片

研究了多年历史，郑伟勇自己也走进了历史。2012年，“杜立特行动”70周年时，郑伟勇获邀参加。当时只有五位突袭者在世，四位参加了纪念活动。

郑伟勇将1号机碎片赠给科尔

2018年的4月3日，最后一位杜立特突袭者理查德·科尔去世，享年103岁。同年10月25日，位于衢州市罗汉井6号的杜立特行动纪念馆正式开馆，郑伟勇拿出自己多年的收藏，做了精心布展，他希望这段历史能够永远被世人铭记。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