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华夏文明有史以来对于蕃客的接待和管理就一直存在，而且从秦朝开始就有了专门的场所馆待蕃客。

之所以成立四夷馆是因为北魏政府想要更加明确地管理馆待蕃客制度，所谓的四夷馆也就是对应着东南西北四个不同的方位。

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永桥以南，圆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

除了在方位上更加地明确划分以外，北魏还开创了一个先例，那就是民族政策的开放。

同样还是《洛阳伽蓝记》中的记载“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以后，赐宅归正里。”

这里所讲述的就是如果能够在金陵住满三年的蕃客就可以获得正式的身份，然后赐予宅院，这样的政策是前朝所不曾出现的，是北魏民族开放的最大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馆待蕃客制度已经发展得不错，到了隋唐之后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毕竟相比较之下隋唐时期的国家及社会发展是远远超出魏晋南北朝的。

尤其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出现，使得唐朝的发展达到了鼎盛状态，这时期的大唐不仅是国内发展出现盛况，就连对周边国家的辐射也是不容小觑的。

因此馆待蕃客在隋唐时期能够得到一个更大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毕竟唐朝的强大势必会催生出很多周边小国或者附属蕃国的依附。

这样一来前来觐见朝贡的蕃国自然就会多了起来，而唐朝秉持着中原鼎盛的国际地位势必也会敞开大门欢迎前来进贡的蕃国使臣。

因此隋唐不仅开设了鸿胪馆还增设了四方馆，除此之外隋唐的礼宾部也有馆待蕃客的作用。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上遣左丞李景让就礼宾部问所欲。”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礼宾部的职能也有接待蕃客这一项。

不仅如此，隋唐时期还有很多临时建立的安置点，比如说贞观年间在京师有接待会馆，在大历十四年“乃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以处之。”此处的右银台就是一处临时的安置点。

到了宋朝以后馆待蕃客制度也是比较完善的，根据《宋史》记载“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

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这里所记载的和前朝的馆待蕃客制度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可见宋朝很大程度上也是沿用了前朝的经验。

只不过宋朝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宋朝掌管馆待蕃客的机构已经不再是鸿胪寺。

根据史料记载在宋初蕃国的朝贡，礼宾等相关事宜已经划分给了国信所、都亭、怀远驿、礼宾部等相关部门负责。

时至元朝时期根据《元史》所述馆待蕃客制度又有了改变，原本的四夷馆或者是鸿胪馆被改成了会同馆，“冬十月卯，初立会同馆……以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兼会同馆事。”

而且元朝还撤销了鸿胪寺，重置了侍仪司，根据记载“掌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者、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

由此可以看出元朝时期馆待蕃客就交到了侍仪司管理，但是侍仪司所要负责的职务却非常的繁多，改变了前朝专职馆待蕃客的制度。

明朝时期同元朝相似，也是以会同馆为馆待蕃客的机构，虽然明朝又设置了鸿胪寺，但是其在职能上已经不能和前朝相提并论，只能负责一些简单的事务。

到了清朝时期根据《清史稿》记载“会同四译馆，满洲稽察大臣二人，提督馆事兼鸿胪寺少卿一人，掌治宾客，谕言语。”

由此可见清朝时期负责馆待蕃客的机构是会同四译馆，同样归于礼部管理。

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朝时期不仅设有馆待蕃客的会馆，还有设置一些俄罗斯馆，等等的一些会馆，这些会馆的设置为中国的近代外交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总而言之馆待蕃客从先秦就已经开始发展，经过了几千年的不断修整完善，最后成为了现代外交的基石。

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馆待蕃客的制度也在随着社会而进步，直到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完整且完善的外交政策。

[1] 《史记》 司马迁 中华书局

[2] 《汉书》 班固 中华书局

[3] 《资治通鉴》 司马光 中华书局